Dec 07 2015

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了

几天前在海航官方网站上给家人定了三张机票,明天早上的。今天下午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以"尊敬的1.XX 2.XXX 3.XXX"开头,都是家人的名字,后面说航班因为机械故障取消了,需要改签或者退票,客服电话4000322396。

因为明天早上就要出发,我当时就有点着急,赶紧打客服电话,结果两次都说座席忙直接挂断了,我还很生气,心说一直觉得海航服务不错,怎么客服电话也打不通。然后我就找到订票时的海航电话95339打过去,很快就接通了,对方说航班正常,没有取消,那我就马上意识到这是收到诈骗短信了。但是发送方完全清楚旅客的个人信息,旅行时间,航班号,我估计身份证什么的也都泄露了。我马上问海航客服,我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的,对方轻轻松松的说一声,这个我们不清楚。

挂断电话后,真是后怕,我估计幸好没打通诈骗电话,否则我如果改签,很有可能就会告诉对方我的信用卡信息,必然遭到盗刷(航空公司的支付方式及其弱智,需要告诉对方卡号,有效期等等),那估计这个月就白干了。也许是其他乘客正和骗子斗智斗勇中,所以我才幸免遇难,正是那句话,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了……

不过我还是好奇的问一声,这航班预订信息什么时候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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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09 2015

转:北京为何没进空气最差10城市?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Feb  3 16:09:40 2015), 站内 

  
 

       看了环境保护部公布的2014年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10城市排名:保定、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衡水、济南、廊坊、郑州和天津。除了济南和郑州,其余八位全在京津冀地区。这些城市全在太行山和燕山围合起来山麓地带和河北平原上,这个地区空气质量之糟糕的确是全国之最。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地区钢铁厂、火电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污染空气的企业最多,唐山和邯郸都成世界闻名的钢都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钢铁产在这里。另一方也有地形上的原因。这一地区北面和西面的太行山和燕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山湾,即三面围合一面敞开。就像一个海湾一样,北京就有"北京湾"之称,其实河北也是"北京湾"的放大版。这种地形阻挡了雾霾的扩散,使得雾霾堆积在太行山和燕山的山麓地带,越积越多,造成严重污染,又因为这两大山脉的阻挡北风和西风如果风力不大,就难以越过这两大山脉吹过来,吹散雾霾。来自东面和南面的风如果风力不大,也不能把堆积在山麓的雾霾吹散。因此受这种地形影响的山麓地带和平原上的城市,很难逃脱雾霾的侵袭。因此在这一区域,也就是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几乎全部沦陷,但是这一地区只有北京没有进入上述的空气最差的名单。这在道理上是难以解释的。看一下地图,你会发现围绕着北京的城市,南面的保定、东南的天津、东面的唐山全都进入了名单,甚至距离北京只有30公里左右的廊坊都被列入了名单,为什么北京能够独善其身呢?我们知道空气是流动,为什么这最差的空气能绕着北京走呢?而且就地形而言,北京深居在"北京湾"之内,三面都是高山阻挡,空气流动性显然不如在海边和平原上的天津、唐山。可是为什么围绕着北京的城市都是空气最差的城市,而北京却不是?环保部能解释一下吗? 

 
 


 
 

京津冀雾霾覆盖的真实情况 

  
 

这是2014年10月9日美国卫星拍摄的一张遥感图片,从这张图片中,你能看到雾霾笼罩在京津冀大地的情景,这些被污染了空气被太行山和燕山阻挡,拥堵在山前地带。这雾霾不懂事,不会拍马,不会看眼色行事,也不管你是什么级,在它面前,一切是公平的。它才不管你北京还是天津,不管你是帝都还是乡间,它把大地上的这一切都制于它的控制下。从这张图看,显然北京的雾霾很重,天津还好一些。那片绿色是渤海湾。 

  
 

 
 


 
 

"北京湾"变成了"雾霾湾" 

       这也是一张美国卫星拍摄的京津冀一带的遥感图片,但这张图片上的雾霾覆盖的范围比上一张大一些,雾霾的浓度均匀一些,但你可以看出雾霾有一条清晰的边界,这就是以河北平原西部的太行山和北部的燕山为界,雾霾难以越过这两条大的山脉,被迫汇聚在华北平原的上空,但是北京并不能置身于外。这就是雾霾污染环境的特点:公平。"北京湾"或者说"河北湾"这时已经成了"雾霾湾"。 

  
 

  
 

 
 


 
 

京津冀地区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天数统计图 

  
 

这是某个科研部门对京津冀地区一年中空气严重污染天数做的统计图,从图中中可以看出北京空气沿着污染的天数并不比天津、廊坊、唐山、保定少。不过从这张图中可以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谁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这件事可操纵性太大,可以说是一个话语权问题。因为检测污染的仪器放置的位置和整个检测站点的空间分布,还有检测仪器布置的数量,这些因素的变化随时都可以引起数据的变化,一台pm2.5检测仪器放在钢铁厂的大烟囱旁还是放在大山的树林里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因此环保部门能否做好这种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令人怀疑。 

  
 

本文转自:单之蔷的BLOG 

 
 

源文档 <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NorthEast/177021>

Feb 06 2015

我对转基因技术的担忧

  • 基本观点
    • 我同意现有的转基因产品作为食品对人体应该没有明显的危害。但是,我对转基因技术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就像我同意现在的机器人对人类没有威胁,但是,我担心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毁灭人类文明一样。
    • 我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会使得作物在基因层面变得更单一,从而对某种可能的病害变得更脆弱。联想到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单一作物遇到特殊病害,造成大面积的减产,直接带来严重的饥荒。而转基因技术使得不同的作物可能具有相同的基因,如果有以此为目标的病害或者武器,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
    • 转基因技术使得农业对现代技术的依赖性更强。转基因种子本身的繁殖性被人为的抑制,使得转基因农业依赖于向种子公司定期购买种子,一旦出现种子来源的问题,就会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
      • 进口种子面临汇率波动和政治风险。
      • 购买种子会收到货币冲击的影响,比如信贷渠道不畅,比如快速通货膨胀。
      • 一个小的技术问题,可能使得一整批的种子出现风险。
      • 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社会动荡,种子的购买和运输不畅,而原有的种子体系已经失效,产出水平可能会直接跌入谷地。
    • 大规模普及转基因产品的必要性也不强。自绿色革命以后,现代农耕技术完全可以满足百亿人的生活所需,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分配不均而已,比如,媒体称,全球有一半的食物被扔掉。转基因对缓解过度的化肥和杀虫剂使用上能有多少贡献,我比较担心。
  • 转基因标注
    • 标注基因修改项。
    • 标注敏感源。

Nov 01 2014

对北京PM2.5数据的初步分析

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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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使馆提供了自2008年4月8日以来,到2014年8月31日的中国主要城市pm2.5历史数据,包括一天24小时,365天。

数据链接:http://www.stateair.net/web/historical/1/1.html

根据这一数据,我采用最简单的OLS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简单的计算,结果很有意思。

首先,pm2.5的统计量均值为97.7,和其他数据的估计基本吻合。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pm25 50478 97.73793 88.20039 0 994

 

其次,我构建了若干潜在的解释变量,比如

  • 用白天(8~20点)来刻画一般性的人类活动;
  • 用rush_hour(7~10以及16~19)刻画与私家车出行以及堵车的相关影响;
  • 用冬季采暖期winter_heat来控制冬季燃煤采暖;
  • 用春节假期(初一到初六),国庆长假(10月1到7日),和2008北京奥运会比赛日,来控制周边地区工厂生产的因素;
  • 另外,我控制了年变量(2008年为基准)和月变量(1月为基准)。

回归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

  • 高峰期变量不显著,表明堵车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也许不显著,也许在时间上有滞后。
  • 白天的污染水平比夜晚显著偏低,且点估计超过平均污染水平的10%。这个我无法解释,也许光照对控制pm2.5有帮助。
  • 冬季采暖的对污染物排放的贡献显著。
  • 国庆节、春节、奥运会期间的污染排放显著偏低,特别是春节,平均可降低三分之一。
  • 从2008年以来的污染水平没有明显的改善/恶化趋势。
  • 以月份看,4、5、8、9四个月的污染水平相对较低。

Oct 30 2014

ZZ:赵燕菁:中国土地财政的历史、逻辑与抉择

比较中肯,有几点评论。

  1. 城市化的基本动机还是工作机会聚集带来高收入回报。享受公共服务这个都是很近代的事情了,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2. 城市居民住宅有一定的资产属性,甚至在某一时期属于高杠杆资产。
  3. 土地出让作为融资工具确实很重要,但是还是有可能太激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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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30 2014

ZZ:为什么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皮凯蒂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带来贫富分化,因为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大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收入,尤其是大资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则说,之所以会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受到了财富的操纵。财富阶层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把好好的市场变成了"寻租"的乐园。

富人的政治捐款远高于穷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时尚。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总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则占捐款总数的40%。财富500强的CEO和董事长中,每五个人就有四个有政治捐款。有四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的Adam Bonica,普林斯顿大学的Nolan McCarty,佐治亚大学的Keith Poole和纽约大学的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视野》(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阶层在捐款的时候是对左右两派都捐,这样才能和两边都保持联系。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却会投向那些自己心仪的更极端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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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30 2014

ZZ:苛责于人,必宽于已

关于克克勃的制度建设很有启发。结构优良的机制比人要靠谱的多。

当克勃克的前身"契卡"发现这个问题后,他们琢磨出来个天才的组织架构,轻易化解了这个难题。

这个方式就是经典的三人一线模式,首先派出个意志力薄弱的情报高手A出动。但A并不负责搞情报,他的任务是建立组织架构,自己长期潜伏。所以A要发展一个新成员B。

B也不直接介入活动,他的任务是再发展个下线C。A和B都是领导,都不干事,搞情报或是策动乱局的活,由苦命的C来干。

于是,间谍组织架构,是这样子的:A——B——C

由于组织联系是绝对的单线,最底层的活动者C,只知道他的上线是B,不知道A的存在。而A实际上就呆在C的身边,看着C 一个人吭哧瘪肚的卖力。无论C遇到什么困难,A就是一声不吭,绝不出手相助。

一旦C暴露,第一个发现的绝对是A(很多时候,C其实就是被A给揭发出卖的。这样做,AC为投名状,就会因为立功而升上高层,接触到更多高端的情报)。这时A就立即通知B迅速逃逸。

这样,C被捕了,但他最多只能招认出B,不知有A。而在他被捕的第一时间,B早已逃之夭夭。纵然是C拼老命招认,但由于对组织系统所知有限,根本无损于地下间谍网。

于是A仍然如故的在他的老位置上,再发展个下线D,再由D发展下线EE也是只知D不知AA——D——E。就算是E也落网,可A仍然未损分毫。

这是顶极完美的情报组织结构,最高明的间谍是从来不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才会长期潜伏。除非是在极意外的情形下,比如说A的上线被捕,又或是A因为其它事被抓,这种情况下A因为恐惧酷刑,就会合盘托出。

——针对于如此缺德的情报组织,酷刑折磨毫无意义。底线的人员被捉,他们根本不知道上线架构,打死他他也招不出来。上线的人一旦被捉,根本不需要你动刑,他自己就急不可耐的招了。

间谍网的这种奇异组织架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体系之上——没有人能够承受酷刑折磨!所有人都会招供!

与其相信同伙的"坚贞不屈",宁不如以精美的组织架构,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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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7 2014

教授讲授经济学

原文不是很合理,稍作修改。

课堂上,教授讲授经济学:“何谓第一产业?喂牛,养羊。何谓第二产业?磨牛刀,建羊圈。何谓第三产业?庖丁解牛,羊羔美酒。”有学生问:“那么,文化产业呢?”教授眼睛一亮:“问得好!不愧是俺的好学生。”然后回答:“所谓文化产业,就是吹牛皮,出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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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5 2014

ZZ:官员提拔:选能人还是选亲信?

官员提拔:选能人还是选亲信?

Political Selection
图片来源:《环球人物》

 

对于中国等非普选民主体制的执政者来说,遴选合适的下属和同僚,事关他们的政治前途和生死存亡。这项工作挑战重重,因为它需要在候选人的胜任力与忠诚度之间权衡——执政者为了巩固政权,倾向于选拔胜任的下属,但这些能人可能拉帮结派并挑战其政权;如果选择忠诚的追随者而不考虑其胜任力,则可能滋生腐败并动摇执政基础。另外,即便执政者想要遴选胜任的下属,他们也面临困难,因为胜任力难以观测和衡量。

究竟什么决定了中国政府官员的选任?关于这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大体来讲,其观点可以分为两派:政绩决定论(选能人)和派系决定论(选亲信)。后者认为,政治关系是影响政府官员能否升迁的关键因素,此前对中央委员的研究也的确证实了这个论点。

虽然派系和政治关联在干部升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惊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却说明,中共的干部管理制度的确有能力遴选和提拔能够基本胜任工作的人来担任政府要职。因此,绩效在晋升锦标赛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而经济绩效特别是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率,也被发现是干部晋升的关键绩效指标。

围绕上述两派观点,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是它们却无法取得一致结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吕晓波、匹兹堡大学的李磊(Pierre F. Landry)和华东政法大学的段海燕(音译)认为,对于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经济绩效在其晋升中的作用可能不同。经济绩效在中低层政府官员晋升中发挥的作用会比其对高层政府官员晋升的影响更大,因为这样可以使执政者能够在下属的忠诚度与胜任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从而维系其执政基础。

简言之,经济绩效对底层官员晋升影响很大,但越往上走,经济绩效在干部升迁中的作用越来越弱,而对权力中心的政治忠诚则越来越重要。他们认为,之所以经济绩效在不同级别官员晋升中的作用不同,是因为官员彰显政绩的能力和威胁上级的能力在不同层级是截然不同的。县级官员的才干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较强,可以据此来评判其胜任力,但到了市级和省级,这种联系并不明显。相当于市县级官员来说,省级官员更可能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挑战,因此其忠诚度更显重要。

与以往单纯关注某个行政层级的研究不同,他们首次从省级、市级和县级三个层面对经济绩效与干部升迁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构造了1999-2007年中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有地级市、以及11个省和4个直辖市的所有县(县级市、区)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长官的数据库,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假设。

在排除了人口规模、农村人口比例、与上级政府的地理距离、政治竞争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显示:经济绩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产生积极作用,对市委书记(而非市长)的晋升产生正面影响,但却未对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晋升产生显著影响。在经济绩效指标中,财政收入增长率对干部晋升的影响更强也更趋一致,而GDP增长率的影响则相对较弱,表明上级政府更关心下级官员的“朝贡”能力。

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GDP数据可能被“注水”,为了考察数据造假是否对干部升迁产生影响,他们利用卫星成像技术获得各地区夜晚亮度的指标,将其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绩效的真实指标。用夜晚亮灯增长率同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值作为衡量数据造假程度的指标,发现它并不影响干部升迁。这表明,即便地方官员试图在经济数字上弄虚作假,他们的晋升概率也不受影响。有趣的是,亮灯增长率也不影响干部升迁,说明官员深谙上级政府关心财税而非“亮灯工程”,因此不会在夜晚亮灯上做文章。

为了遴选贤能之人,执政者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计与报告体系,以监测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与此同时,执政者也要防范下属可能“篡权夺位”,必须确保其亲信足够忠诚。为此,执政者采取了以汲财能力考评低层官员,而以忠诚度选择高层官员的双元机制。

虽然这种对上与对下截然不同的“双元型干部选录机制”有助于执政者遴选人才并巩固政权,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因为强调忠诚度,高层官员的胜任力不足,在制定政策时容易犯错。由于关注经济绩效,低层官员往往为了短期见效而不惜代价,造成经济增长的许多负面影响。而被视为不够忠诚的下层官员,即便胜任也无法升迁,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而士气受挫。由此可见,如何推进干部管理制度创新,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Lü, X., Landry, P. F., & Duan, H. (2014). Does performance matter? Evaluating the institution of political selection along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adder. APSA 2014 Annual Meeting 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ssrn.com/abstract=245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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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4 2014

新华日报

【立此存照】镜外势力|说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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