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 素材

Oct 07 2014

教授讲授经济学

原文不是很合理,稍作修改。 课堂上,教授讲授经济学:“何谓第一产业?喂牛,养羊。何谓第二产业?磨牛刀,建羊圈。何谓第三产业?庖丁解牛,羊羔美酒。”有学生问:“那么,文化产业呢?”教授眼睛一亮:“问得好!不愧是俺的好学生。”然后回答:“所谓文化产业,就是吹牛皮,出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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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5 2014

ZZ:官员提拔:选能人还是选亲信?

官员提拔:选能人还是选亲信? 马亮|2014-10-03 简言之,经济绩效对底层官员晋升影响很大,但越往上走,经济绩效在干部升迁中的作用越来越弱,而对权力中心的政治忠诚则越来越重要。他们认为,之所以经济绩效在不同级别官员晋升中的作用不同,是因为官员彰显政绩的能力和威胁上级的能力在不同层级是截然不同的。县级官员的才干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较强,可以据此来评判其胜任力,但到了市级和省级,这种联系并不明显。相当于市县级官员来说,省级官员更可能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挑战,因此其忠诚度更显重要。 图片来源:《环球人物》   对于中国等非普选民主体制的执政者来说,遴选合适的下属和同僚,事关他们的政治前途和生死存亡。这项工作挑战重重,因为它需要在候选人的胜任力与忠诚度之间权衡——执政者为了巩固政权,倾向于选拔胜任的下属,但这些能人可能拉帮结派并挑战其政权;如果选择忠诚的追随者而不考虑其胜任力,则可能滋生腐败并动摇执政基础。另外,即便执政者想要遴选胜任的下属,他们也面临困难,因为胜任力难以观测和衡量。 究竟什么决定了中国政府官员的选任?关于这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大体来讲,其观点可以分为两派:政绩决定论(选能人)和派系决定论(选亲信)。后者认为,政治关系是影响政府官员能否升迁的关键因素,此前对中央委员的研究也的确证实了这个论点。 虽然派系和政治关联在干部升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惊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却说明,中共的干部管理制度的确有能力遴选和提拔能够基本胜任工作的人来担任政府要职。因此,绩效在晋升锦标赛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而经济绩效特别是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率,也被发现是干部晋升的关键绩效指标。 围绕上述两派观点,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是它们却无法取得一致结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吕晓波、匹兹堡大学的李磊(Pierre F. Landry)和华东政法大学的段海燕(音译)认为,对于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经济绩效在其晋升中的作用可能不同。经济绩效在中低层政府官员晋升中发挥的作用会比其对高层政府官员晋升的影响更大,因为这样可以使执政者能够在下属的忠诚度与胜任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从而维系其执政基础。 简言之,经济绩效对底层官员晋升影响很大,但越往上走,经济绩效在干部升迁中的作用越来越弱,而对权力中心的政治忠诚则越来越重要。他们认为,之所以经济绩效在不同级别官员晋升中的作用不同,是因为官员彰显政绩的能力和威胁上级的能力在不同层级是截然不同的。县级官员的才干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较强,可以据此来评判其胜任力,但到了市级和省级,这种联系并不明显。相当于市县级官员来说,省级官员更可能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挑战,因此其忠诚度更显重要。 与以往单纯关注某个行政层级的研究不同,他们首次从省级、市级和县级三个层面对经济绩效与干部升迁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构造了1999-2007年中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有地级市、以及11个省和4个直辖市的所有县(县级市、区)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长官的数据库,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假设。 在排除了人口规模、农村人口比例、与上级政府的地理距离、政治竞争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显示:经济绩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产生积极作用,对市委书记(而非市长)的晋升产生正面影响,但却未对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晋升产生显著影响。在经济绩效指标中,财政收入增长率对干部晋升的影响更强也更趋一致,而GDP增长率的影响则相对较弱,表明上级政府更关心下级官员的“朝贡”能力。 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GDP数据可能被“注水”,为了考察数据造假是否对干部升迁产生影响,他们利用卫星成像技术获得各地区夜晚亮度的指标,将其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绩效的真实指标。用夜晚亮灯增长率同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值作为衡量数据造假程度的指标,发现它并不影响干部升迁。这表明,即便地方官员试图在经济数字上弄虚作假,他们的晋升概率也不受影响。有趣的是,亮灯增长率也不影响干部升迁,说明官员深谙上级政府关心财税而非“亮灯工程”,因此不会在夜晚亮灯上做文章。 为了遴选贤能之人,执政者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计与报告体系,以监测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与此同时,执政者也要防范下属可能“篡权夺位”,必须确保其亲信足够忠诚。为此,执政者采取了以汲财能力考评低层官员,而以忠诚度选择高层官员的双元机制。 虽然这种对上与对下截然不同的“双元型干部选录机制”有助于执政者遴选人才并巩固政权,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因为强调忠诚度,高层官员的胜任力不足,在制定政策时容易犯错。由于关注经济绩效,低层官员往往为了短期见效而不惜代价,造成经济增长的许多负面影响。而被视为不够忠诚的下层官员,即便胜任也无法升迁,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而士气受挫。由此可见,如何推进干部管理制度创新,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Lü, X., Landry, P. F., & Duan, H. (2014). Does performance matter? Evaluating the institution of political selection along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adder. APSA 2014 Annual Meeting 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ssrn.com/abstract=245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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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7 2014

ZZ 国外著名学者点评皮克迪

何帆研究札记微信号:hefancass ******************************************** 写在前面的话 文/何帆 我应中信出版社邀请,为皮克迪的《21世纪的资本》写了个导读本,单独成册,大约在十月、十一月出版。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学术界对皮克迪的讨论,我请我的几位学生,分别对几位评价皮克迪的代表性学者做了观点评介。一共有七篇评介,分三天推送,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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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7 2014

ZZ 论文大焖锅:NBER论文速递 男性身高与婚姻

论文大焖锅:NBER论文速递 男性身高与婚姻. 2014-09-25 焖锅主厨B 论文大闷锅 很多文献研究表明,个人相貌的吸引力无论是在恋爱还是婚姻市场上都是一种重要的资本:人们更愿意同外形更漂亮的人约会和结婚。然而,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后,相貌对于家庭生活的过程和稳定性又有怎样的影响?NBER最新一篇工作论文From Assortative to Ashortative Coupling: Men's Height, Height Heterogamy, and Relationship Dyna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就试图从男性身高的角度出发回答上述问题。该文利用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1986-2009数据研究男性身高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包括:1)不同身高的男性会拥有怎样的配偶?2)男性身高对于结婚时间和婚姻稳定性有何影响?3)男性身高对于家庭生活和内部分工有何影响?配偶选择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者发现不同身高男性的配偶们在身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那些比平均身高矮1.58英寸(约4厘米)的男性来说,他们的配偶更有可能和他们身高相似、受教育程度较低、同他们的年龄差异较大;相对地,高于平均身高的男性有更大的概率同高个儿、高学历的女性结合,但他们同配偶年龄差大于3岁的概率同样高于那些处于平均身高的男性。婚姻时间和稳定性接着,作者利用生存模型(Hazard Model)研究男性身高对于结婚时间和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在结婚时间方面,对于较矮和较高的男性来说,如果他们在当年处于未婚状态,他们在下一年结婚的可能性分别比平均身高的男性低了18%和9%。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30岁以后,较矮的男性步入婚姻的概率持续下降,而较高的男性步入婚姻的概率在急剧增加。而在稳定性方面,生存分析的结果表明较矮男性的婚姻生活更加稳定:较矮的男性离婚的概率比平均身高的男性低32%。此外,男女身高差对于婚姻稳定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家庭生活在这一部分作者讨论了男性身高对于家务分配和相对收入的影响。在家务分配方面,较高的男性承担大部分家务的概率比平均身高的男性低23%;而在相对身高方面,如果男性比女性矮,那么他们承担大部分家务的概率同样低于男女身高相同的情况。在收入方面,男性身高对于男性收入、配偶收入的影响都很小甚至没有影响。但在相对收入方面,同平均身高男性相比,较矮的男性比配偶收入少的概率低24%。结论综合上述分析结果,较矮的男性在配偶选择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步入婚姻殿堂的速度也相对较慢。然而在婚后,他们会用更高的相对收入和更稳定的婚姻状态来弥补自己身高上的不足。尽管这些结论仍然非常初步,但开辟了相貌同婚姻生活研究的新领域。论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微信公共账号“论文大闷锅”定期推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期刊最新内容。本账号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博士及其团队负责。请搜寻账号:PaperExpress,或扫描高端神秘的二维码如下:

Sep 27 2014

ZZ 论文大焖锅:JEEA论文速递 禁止堕胎政策导致性别失衡?

论文大焖锅:JEEA论文速递 禁止堕胎政策导致性别失衡? 2014-09-21 焖锅主厨A 论文大闷锅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最新文章“More Missing Women, Fewer Dying Girls: TheImpact of Sex-Selective Abortion on Sex at Birth and Relative Female Mortalityin Taiwan”考察了禁止堕胎政策对出生婴孩性别比及存活率的影响。众所周知,婴儿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形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为此,中、印、韩等国纷纷采取政策禁止孕期查看胎儿性别、禁止随意堕胎。大量评论都为这一政策拍手叫好,然而对于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问题却鲜有关注。 本文作者以台湾1985年堕胎合法化改革为研究契机,采用DID方法考察了禁止堕胎政策对出生婴孩性别比及存活率的影响。采用台湾1980-1992年的个体数据,作者对1985年改革前后及不同胎次和不同年龄段的母亲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堕胎合法化后出生婴儿中男性占比上升、女性死亡率下降,对于靠后的几胎及年龄较大的母亲来说尤其如此;而禁止堕胎政策由于使得偏好男孩的父母无法把女孩扼杀在孕期,只能在其出生后不管不顾,虽然出生婴儿中女性占比会上升,其存活率却颇低。对此,作者认为政府在制定禁止堕胎政策时,还应配合相应措施以激励父母在女孩身上做出相应投资。论文请点左下“阅读原文”。 微信公共帐号“论文大闷锅”定期推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期刊最新内容。本帐号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博士及其团队负责。搜寻帐号: PaperExpress或扫描高端神秘的二维码如下:

Sep 27 2014

ZZ 论文大焖锅: QJE论文速递 犁、女人和狗: 男女不平等的的历史根源

论文大焖锅: QJE论文速递  犁、女人和狗: 男女不平等的的历史根源 2014-09-01 焖锅主厨C 论文大闷锅 为何有的社会支持“女主内”,而有的社会却鼓励女性在家庭之外追求事业成功?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年度最佳论文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探究了上述文化差异的历史源头: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犁的使用至关重要。犁是前工业化时期的一种农业生产工具,它的使用需要强大的上肢力量、握力和爆发力,而这些正是男性相比女性的优势。因而在使用犁的社会里,男人就担当起在外耕田的职责,而女人就在家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理念。而这种文化理念,在孕育它的经济体发生改变后仍然能够存在,进而演变成了今天这些社会的“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并影响着女性的社会参与度。 为了检验上述假说,作者将前工业化时期的民族数据与当代的性别分工观念数据、女性社会参与数据相匹配,在国家水平、民族水平、个人水平上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作者确实发现:历史上犁的使用与今天的男女不平等存在着显著而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保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作者进行了一系列检测,其中包括工具变量法。作者以“一个民族的历史居住地有多适合种植适宜用犁的作物”作为“该民族是否使用梨”的工具变量,对假说进行检验,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后,作者还讨论了犁的影响延续至今的机制。它既可能如预期一般,是通过文化信念而延续至今;但也可能是因为犁的使用促进了一些不利于男女平等的制度因素的发展。为了区分这两种机制,作者注意到文化信念是内在因素,会跟人一起走,而不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制度因素是外在因素,当人离开那个有这种制度的地方的时候,这种因素也不再起作用了。而居住在同一个制度体系下的移民正为检测这种差异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遵循相同的制度。基于此,作者对移民到美国或欧洲的人的后代进行检验,并发现:来自历史上使用梨的文化背景的人有更不平等文化观念,而且有这样的文化背景的女人的社会参与率也更低。这一发现证明犁的影响是通过文化信念的渠道延续至今的。 该文的发现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文化信念的历史源头的认识。文章请点左下“阅读原文”。 评价:文章实证分析没有涉及到狗的 微信公共帐号“论文大闷锅”定期推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期刊最新内容。本帐号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博士及其团队负责。搜寻帐号: PaperExpress或扫描高端神秘的二维码如下:

Sep 27 2014

ZZ 论文大焖锅:历史城区的保护与经济发展:阻碍还是促进?

ZZ 论文大焖锅:历史城区的保护与经济发展:阻碍还是促进? 2014-09-14 焖锅主厨C 论文大闷锅 历史城区的保护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在学界中也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促进旅游业和艺术文化发展等历史遗迹的外部性需要受到政府的保护,以免于商业侵害;反对者认为这只是反对改变的华丽说辞,并会限制住房的供应与被保护地区的开发发展。针对这一争议,NBER最新一篇工作论文Preserving History or Hindering Growth? The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Historic Districts on Local Housing Markets in NewYork City探究了历史城区保护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住房市场的不同影响。 该文首先建立了历史保护城区的地价模型。该模型假设保护政策对于该地区的地产价值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保护”带来了灵活性的损失,被保护城区不能够通过再开发来加高楼房、增大居民密度;另一方面,“保护”保证了该城区的建筑特征的独特性与较高的舒适程度,而这些特征也正是地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假设和推导,该模型发现“保护”对于住房市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住房需求旺盛、楼房高度不足的城区,“保护”对于地价的负效应更强;对于历史意义较强、楼房高度较高的城区,“保护”对于地价的正效应更强。另外,该模型还发现,毗邻历史保护城区的地区享受着与历史保护城区一样的好处,却不需要受到对于开发的限制,因而这些地区的地价会有所增长。随后,作者使用Hedonic Regression,基于1974年道2009年纽约的房产交易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验证。 另外,在住房市场的供应方面,该文还使用DID的方法,以位于含有或部分含有历史保护城区的行政区域的非保护城区为控制组,历史保护城区为实验组,识别出“保护”对于新增建筑数量的负效应。该文的发现说明对于历史城区的保护政策的评判不能一刀切。  

Sep 27 2014

ZZ 论文大焖锅:JEP论文速递 所谓的贫困陷阱还存在吗?

2014-09-04 焖锅主厨A 论文大闷锅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最新论文“Do Poverty Traps Exist? Assessing the Evidence”利用全球数据重新检验了贫困陷阱是否存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人均收入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几十年大体不变,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贫困陷阱。这是一种由贫困不断产生贫困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导致贫困达成了一种均衡。 早在四五十年之前,关于贫困陷阱的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完善,并得到了诸多宏观与微观的实证支持。那么,贫困陷阱在当今的世界是否仍旧成立呢?这就是本文作者所关注的内容。在一个简单模型的基础上,作者分别利用当今国家层面与家庭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贫困陷阱在当今已经十分罕见,即使存在也限制于边远落后地区。作者由此认为当今的许多贫困并不是贫困陷阱所致,基于贫困陷阱理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应有所改变。论文请点左下“阅读原文”。 微信公共帐号“论文大闷锅”定期推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期刊最新内容。本帐号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博士及其团队负责。搜寻帐号: PaperExpress   Do Poverty Traps Exist Assessing the Evi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