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 文摘 Digest

Oct 30 2014

ZZ:为什么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皮凯蒂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带来贫富分化,因为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大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收入,尤其是大资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则说,之所以会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受到了财富的操纵。财富阶层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把好好的市场变成了"寻租"的乐园。 富人的政治捐款远高于穷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时尚。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总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则占捐款总数的40%。财富500强的CEO和董事长中,每五个人就有四个有政治捐款。有四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的Adam Bonica,普林斯顿大学的Nolan McCarty,佐治亚大学的Keith Poole和纽约大学的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视野》(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阶层在捐款的时候是对左右两派都捐,这样才能和两边都保持联系。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却会投向那些自己心仪的更极端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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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30 2014

ZZ:苛责于人,必宽于已

关于克克勃的制度建设很有启发。结构优良的机制比人要靠谱的多。 当克勃克的前身"契卡"发现这个问题后,他们琢磨出来个天才的组织架构,轻易化解了这个难题。 这个方式就是经典的三人一线模式,首先派出个意志力薄弱的情报高手A出动。但A并不负责搞情报,他的任务是建立组织架构,自己长期潜伏。所以A要发展一个新成员B。 B也不直接介入活动,他的任务是再发展个下线C。A和B都是领导,都不干事,搞情报或是策动乱局的活,由苦命的C来干。 于是,间谍组织架构,是这样子的:A——B——C 由于组织联系是绝对的单线,最底层的活动者C,只知道他的上线是B,不知道A的存在。而A实际上就呆在C的身边,看着C 一个人吭哧瘪肚的卖力。无论C遇到什么困难,A就是一声不吭,绝不出手相助。 一旦C暴露,第一个发现的绝对是A(很多时候,C其实就是被A给揭发出卖的。这样做,A以C为投名状,就会因为立功而升上高层,接触到更多高端的情报)。这时A就立即通知B迅速逃逸。 这样,C被捕了,但他最多只能招认出B,不知有A。而在他被捕的第一时间,B早已逃之夭夭。纵然是C拼老命招认,但由于对组织系统所知有限,根本无损于地下间谍网。 于是A仍然如故的在他的老位置上,再发展个下线D,再由D发展下线E,E也是只知D不知A,A——D——E。就算是E也落网,可A仍然未损分毫。 这是顶极完美的情报组织结构,最高明的间谍是从来不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才会长期潜伏。除非是在极意外的情形下,比如说A的上线被捕,又或是A因为其它事被抓,这种情况下A因为恐惧酷刑,就会合盘托出。 ——针对于如此缺德的情报组织,酷刑折磨毫无意义。底线的人员被捉,他们根本不知道上线架构,打死他他也招不出来。上线的人一旦被捉,根本不需要你动刑,他自己就急不可耐的招了。 间谍网的这种奇异组织架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体系之上——没有人能够承受酷刑折磨!所有人都会招供! 与其相信同伙的"坚贞不屈",宁不如以精美的组织架构,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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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7 2014

教授讲授经济学

原文不是很合理,稍作修改。 课堂上,教授讲授经济学:“何谓第一产业?喂牛,养羊。何谓第二产业?磨牛刀,建羊圈。何谓第三产业?庖丁解牛,羊羔美酒。”有学生问:“那么,文化产业呢?”教授眼睛一亮:“问得好!不愧是俺的好学生。”然后回答:“所谓文化产业,就是吹牛皮,出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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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5 2014

ZZ:官员提拔:选能人还是选亲信?

官员提拔:选能人还是选亲信? 马亮|2014-10-03 简言之,经济绩效对底层官员晋升影响很大,但越往上走,经济绩效在干部升迁中的作用越来越弱,而对权力中心的政治忠诚则越来越重要。他们认为,之所以经济绩效在不同级别官员晋升中的作用不同,是因为官员彰显政绩的能力和威胁上级的能力在不同层级是截然不同的。县级官员的才干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较强,可以据此来评判其胜任力,但到了市级和省级,这种联系并不明显。相当于市县级官员来说,省级官员更可能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挑战,因此其忠诚度更显重要。 图片来源:《环球人物》   对于中国等非普选民主体制的执政者来说,遴选合适的下属和同僚,事关他们的政治前途和生死存亡。这项工作挑战重重,因为它需要在候选人的胜任力与忠诚度之间权衡——执政者为了巩固政权,倾向于选拔胜任的下属,但这些能人可能拉帮结派并挑战其政权;如果选择忠诚的追随者而不考虑其胜任力,则可能滋生腐败并动摇执政基础。另外,即便执政者想要遴选胜任的下属,他们也面临困难,因为胜任力难以观测和衡量。 究竟什么决定了中国政府官员的选任?关于这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大体来讲,其观点可以分为两派:政绩决定论(选能人)和派系决定论(选亲信)。后者认为,政治关系是影响政府官员能否升迁的关键因素,此前对中央委员的研究也的确证实了这个论点。 虽然派系和政治关联在干部升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惊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却说明,中共的干部管理制度的确有能力遴选和提拔能够基本胜任工作的人来担任政府要职。因此,绩效在晋升锦标赛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而经济绩效特别是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率,也被发现是干部晋升的关键绩效指标。 围绕上述两派观点,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是它们却无法取得一致结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吕晓波、匹兹堡大学的李磊(Pierre F. Landry)和华东政法大学的段海燕(音译)认为,对于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经济绩效在其晋升中的作用可能不同。经济绩效在中低层政府官员晋升中发挥的作用会比其对高层政府官员晋升的影响更大,因为这样可以使执政者能够在下属的忠诚度与胜任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从而维系其执政基础。 简言之,经济绩效对底层官员晋升影响很大,但越往上走,经济绩效在干部升迁中的作用越来越弱,而对权力中心的政治忠诚则越来越重要。他们认为,之所以经济绩效在不同级别官员晋升中的作用不同,是因为官员彰显政绩的能力和威胁上级的能力在不同层级是截然不同的。县级官员的才干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较强,可以据此来评判其胜任力,但到了市级和省级,这种联系并不明显。相当于市县级官员来说,省级官员更可能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挑战,因此其忠诚度更显重要。 与以往单纯关注某个行政层级的研究不同,他们首次从省级、市级和县级三个层面对经济绩效与干部升迁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构造了1999-2007年中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有地级市、以及11个省和4个直辖市的所有县(县级市、区)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长官的数据库,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假设。 在排除了人口规模、农村人口比例、与上级政府的地理距离、政治竞争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显示:经济绩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产生积极作用,对市委书记(而非市长)的晋升产生正面影响,但却未对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晋升产生显著影响。在经济绩效指标中,财政收入增长率对干部晋升的影响更强也更趋一致,而GDP增长率的影响则相对较弱,表明上级政府更关心下级官员的“朝贡”能力。 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GDP数据可能被“注水”,为了考察数据造假是否对干部升迁产生影响,他们利用卫星成像技术获得各地区夜晚亮度的指标,将其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绩效的真实指标。用夜晚亮灯增长率同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值作为衡量数据造假程度的指标,发现它并不影响干部升迁。这表明,即便地方官员试图在经济数字上弄虚作假,他们的晋升概率也不受影响。有趣的是,亮灯增长率也不影响干部升迁,说明官员深谙上级政府关心财税而非“亮灯工程”,因此不会在夜晚亮灯上做文章。 为了遴选贤能之人,执政者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计与报告体系,以监测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与此同时,执政者也要防范下属可能“篡权夺位”,必须确保其亲信足够忠诚。为此,执政者采取了以汲财能力考评低层官员,而以忠诚度选择高层官员的双元机制。 虽然这种对上与对下截然不同的“双元型干部选录机制”有助于执政者遴选人才并巩固政权,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因为强调忠诚度,高层官员的胜任力不足,在制定政策时容易犯错。由于关注经济绩效,低层官员往往为了短期见效而不惜代价,造成经济增长的许多负面影响。而被视为不够忠诚的下层官员,即便胜任也无法升迁,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而士气受挫。由此可见,如何推进干部管理制度创新,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Lü, X., Landry, P. F., & Duan, H. (2014). Does performance matter? Evaluating the institution of political selection along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adder. APSA 2014 Annual Meeting 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ssrn.com/abstract=245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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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4 2014

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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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镜外势力|说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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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9 2014

ZZ Q&A:香港

香港9月

《紧急上架》香港问题答客问 文/梁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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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8 2014

“没有网络也能聊天”的应用FireChat,在香港火了 | PingWest中文网

先Mark以下,技术改变生活,蓝牙P2P居然能自成一个通讯网,真cool. 马克以下,避免被和谐了。   “没有网络也能聊天”的应用FireChat,在香港火了 | PingWest中文网. ~~~~~~~~~~~~~~~~以下似乎是自我审查后的版本~~~~~~~~~~~~~~~~~~~~   如果你也是在监控App Store榜单的开发者,你一定注意到了今天一个不寻常的大变动:一款名为「FireChat」的社交App,排名暴涨429位,冲到了香港区免费榜的第一名。排在它后面的,依次是苹果自家的iTunes U、iMovie、Pages、Keynotes等办公及娱乐套件。   PingWest曾经报道过FireChat,它不需要接入Wi-Fi或者电讯运营商的数据网络,就能与周围的人创建起一个能群组聊天的网状网络。用户只要是有iOS 7版本的iPhone或者支持Google服务的Android手机,在安装了FireChat之后,都能够通过蓝牙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网络的信号中继和群组聊天中来——这能完全绕过电讯运营商的通讯服务和控制。   借助FireChat,地理位置上相邻的用户之间能够发送文字、图文和视频,而附近设备越多,信号也就会越强。     今天(9月28日)晚间8时许,香港中环和金锺一带地区发生原因不明的通讯信号中断,这是导致FireChat下载和使用量激增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罕见地将其推至了香港App Store免费榜的首位之外,来自FireChat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天早些时候,这款app的浏览量相比星期五增长了150倍,而在今天晚间的高峰期,有超过1.6万名用户在数百个不同的聊天室里交流,每分钟的流量更是达到了1.5万次。根据FireChat的描述,上述这些都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更多流量并未被见到。   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传统通讯基站服务中断时,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帮助更多身处困境中的人们,更快速的建立起连接,创造更高效快捷的沟通,并帮助到彼此。

Sep 27 2014

ZZ 国外著名学者点评皮克迪

何帆研究札记微信号:hefancass ******************************************** 写在前面的话 文/何帆 我应中信出版社邀请,为皮克迪的《21世纪的资本》写了个导读本,单独成册,大约在十月、十一月出版。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学术界对皮克迪的讨论,我请我的几位学生,分别对几位评价皮克迪的代表性学者做了观点评介。一共有七篇评介,分三天推送,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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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7 2014

ZZ 论文大焖锅:NBER论文速递 男性身高与婚姻

论文大焖锅:NBER论文速递 男性身高与婚姻. 2014-09-25 焖锅主厨B 论文大闷锅 很多文献研究表明,个人相貌的吸引力无论是在恋爱还是婚姻市场上都是一种重要的资本:人们更愿意同外形更漂亮的人约会和结婚。然而,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后,相貌对于家庭生活的过程和稳定性又有怎样的影响?NBER最新一篇工作论文From Assortative to Ashortative Coupling: Men's Height, Height Heterogamy, and Relationship Dyna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就试图从男性身高的角度出发回答上述问题。该文利用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1986-2009数据研究男性身高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包括:1)不同身高的男性会拥有怎样的配偶?2)男性身高对于结婚时间和婚姻稳定性有何影响?3)男性身高对于家庭生活和内部分工有何影响?配偶选择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者发现不同身高男性的配偶们在身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那些比平均身高矮1.58英寸(约4厘米)的男性来说,他们的配偶更有可能和他们身高相似、受教育程度较低、同他们的年龄差异较大;相对地,高于平均身高的男性有更大的概率同高个儿、高学历的女性结合,但他们同配偶年龄差大于3岁的概率同样高于那些处于平均身高的男性。婚姻时间和稳定性接着,作者利用生存模型(Hazard Model)研究男性身高对于结婚时间和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在结婚时间方面,对于较矮和较高的男性来说,如果他们在当年处于未婚状态,他们在下一年结婚的可能性分别比平均身高的男性低了18%和9%。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30岁以后,较矮的男性步入婚姻的概率持续下降,而较高的男性步入婚姻的概率在急剧增加。而在稳定性方面,生存分析的结果表明较矮男性的婚姻生活更加稳定:较矮的男性离婚的概率比平均身高的男性低32%。此外,男女身高差对于婚姻稳定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家庭生活在这一部分作者讨论了男性身高对于家务分配和相对收入的影响。在家务分配方面,较高的男性承担大部分家务的概率比平均身高的男性低23%;而在相对身高方面,如果男性比女性矮,那么他们承担大部分家务的概率同样低于男女身高相同的情况。在收入方面,男性身高对于男性收入、配偶收入的影响都很小甚至没有影响。但在相对收入方面,同平均身高男性相比,较矮的男性比配偶收入少的概率低24%。结论综合上述分析结果,较矮的男性在配偶选择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步入婚姻殿堂的速度也相对较慢。然而在婚后,他们会用更高的相对收入和更稳定的婚姻状态来弥补自己身高上的不足。尽管这些结论仍然非常初步,但开辟了相貌同婚姻生活研究的新领域。论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微信公共账号“论文大闷锅”定期推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期刊最新内容。本账号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博士及其团队负责。请搜寻账号:PaperExpress,或扫描高端神秘的二维码如下:

Sep 27 2014

ZZ 论文大焖锅:JEEA论文速递 禁止堕胎政策导致性别失衡?

论文大焖锅:JEEA论文速递 禁止堕胎政策导致性别失衡? 2014-09-21 焖锅主厨A 论文大闷锅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最新文章“More Missing Women, Fewer Dying Girls: TheImpact of Sex-Selective Abortion on Sex at Birth and Relative Female Mortalityin Taiwan”考察了禁止堕胎政策对出生婴孩性别比及存活率的影响。众所周知,婴儿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形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为此,中、印、韩等国纷纷采取政策禁止孕期查看胎儿性别、禁止随意堕胎。大量评论都为这一政策拍手叫好,然而对于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问题却鲜有关注。 本文作者以台湾1985年堕胎合法化改革为研究契机,采用DID方法考察了禁止堕胎政策对出生婴孩性别比及存活率的影响。采用台湾1980-1992年的个体数据,作者对1985年改革前后及不同胎次和不同年龄段的母亲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堕胎合法化后出生婴儿中男性占比上升、女性死亡率下降,对于靠后的几胎及年龄较大的母亲来说尤其如此;而禁止堕胎政策由于使得偏好男孩的父母无法把女孩扼杀在孕期,只能在其出生后不管不顾,虽然出生婴儿中女性占比会上升,其存活率却颇低。对此,作者认为政府在制定禁止堕胎政策时,还应配合相应措施以激励父母在女孩身上做出相应投资。论文请点左下“阅读原文”。 微信公共帐号“论文大闷锅”定期推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期刊最新内容。本帐号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博士及其团队负责。搜寻帐号: PaperExpress或扫描高端神秘的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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