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收入分配

Oct 30 2014

ZZ:为什么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皮凯蒂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带来贫富分化,因为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大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收入,尤其是大资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则说,之所以会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受到了财富的操纵。财富阶层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把好好的市场变成了"寻租"的乐园。 富人的政治捐款远高于穷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时尚。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总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则占捐款总数的40%。财富500强的CEO和董事长中,每五个人就有四个有政治捐款。有四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的Adam Bonica,普林斯顿大学的Nolan McCarty,佐治亚大学的Keith Poole和纽约大学的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视野》(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阶层在捐款的时候是对左右两派都捐,这样才能和两边都保持联系。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却会投向那些自己心仪的更极端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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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7 2014

ZZ 国外著名学者点评皮克迪

何帆研究札记微信号:hefancass ******************************************** 写在前面的话 文/何帆 我应中信出版社邀请,为皮克迪的《21世纪的资本》写了个导读本,单独成册,大约在十月、十一月出版。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学术界对皮克迪的讨论,我请我的几位学生,分别对几位评价皮克迪的代表性学者做了观点评介。一共有七篇评介,分三天推送,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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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0 2012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的数据一致性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所做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对了解中国家庭的多项经济、社会指标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但是其报告的精选版中,有多个平均值的计算相互之间矛盾,希望能稍作一下解释。 复旦陈杰老师在《合理估算中国居民资产》一文中问到:"《调查》未说明其调查的"城市居民"是指城市户籍居民,还是城市常住居民。根据测算,报告所指城市家庭应该仅限城市户籍。"这和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微博的回应一致。但是,一系列简单的计算表明,多个平均值的计算所用的权重都相互矛盾。 平均收入。 《报告》中表4称,"家庭收入均值为 52087 元/年,其中,城镇庭和农村家庭分别为 71546 元/年 和 27606 元/年。" 按照这一数据,计算出城市家庭权重为55.7%。 家庭金融资产。 《报告》:"由图 1 可知,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 6.38 万元,中位数为 6000 元。分城乡来看,城市家 庭金融资产平均为 11.20 万元,中位数为 1.65 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 3.10 万元, 中位数为 3000 元。" 按照这一数据,计算出城市家庭权重例 40.5%。同样使用这一比例的,包括家庭财富净值和总财富。 医疗支出。 《报告》中表23表明,医疗支出在农村和城市家庭分别为750.51元和1177.48元,总体平均936.56元。 城市家庭权重43.6%。 我个人没有接触过家庭抽样调查的数据整理,也许在计算子项目的时候,需要进行样本权重的调整,不过以上显著的权重变动,对《报告》中结果的可靠性带来一些疑问。

Sep 05 2012

中国家庭收入的Gini系数

2012年9月8日更新。 上次的计算太粗糙了,看到这位学建筑出身的网友的计算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518/16/5759078_211912563.shtml,又大概重新计算了一遍,收入分布计算用直线进行了近似。结果更加的触目惊心,全国的Gini系数为68.9,城市68,农村66.5。 先看收入分布的估计 再看Gini 系数 最后再补充一点,西财数据和王小鲁在2007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估计中,对贫富分化以及收入分布的估计在量级上相近。 2007 年作者发表了题为《 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作者推算我国在2005 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有4 . 8 万亿元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的隐性收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阶层。作者认为这些隐性收入的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作者通过对城镇居民分组收入数据进行校正,发现在包括了隐性收入后,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 %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9 倍扩大到了31 倍;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 %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1 倍扩大到了55 倍。这意味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比过去所普遍了解的情况更加严重。 http://wang-xl.blog.sohu.com/157084578.html 使用西财数据,前10%收入占全部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7%,后25%分位点收入4950,全部样本平均收入52000。 R/P 10% > 52000×0.57/(4950*0.1) = 60. 这里,用25%分位点作为后10%居民平均收入,高估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估计结果60,高于王小鲁2007年的估计值,55。 R/P 10%: The ratio of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richest 10% to the poores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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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9 2011

点评:flp713《盘点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

朋友给我转了篇文章,颇有纵谈天下大事的气派,不过读了一读,其中谬误,臆测夸大之处甚多,颇有郎咸平那般惟恐天下不乱的味道。只简评几处明显的错误。当然,他有一点说对了,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困境还是分配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是空中楼台。 为什么要保证经济增长8%每年。 原文:“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1.6个亿就业岗位,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锐色齿曰:保经济增长为了拉动就业这个是正确的,但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创造两千万就业就是明着胡扯淡了。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是9.215亿(六普数据),这个1.6亿唯一可能的理解是全部的新增岗位,用来解决的不是新增就业,而是城市化过程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如果说是净新增工作机会的话,恐怕一个GDP增长点最多带来200万工作岗位,才有十二五规划中5年新增8500万就业岗位的计划。 劳动供养率 原文:“从宏观上讲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国,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所以,我们在要压倒一切保8,西方就是0增长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锐色齿曰:胡扯。以加拿大为例,适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是69%(2010),这个数字是被低估的,因为基数是所有超过15周岁的成人。不知道原文这个2~3千万的数字是从何而来。 贸易顺差带来的通货膨胀 原文:“由于这个扭曲的汇率政策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最近10年中国制造为全世界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大作用,代价是中国老百姓承担了更大的通货膨胀。知道3.2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不但少了近20万亿的商品,还承担了央行为了按照现行汇率收购这3.2万亿美元多发行20万亿人民币的通货膨胀!” 锐色齿曰:汇率政策与巨额贸易顺差确实是问题,但是是不是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外汇占款的确是极度干扰了央行的正常货币政策,但是在控制通货膨胀上,目前的研究表明,央行基本上是能够实现其调控目标的。两个证据。 邹至庄对中国长期货币总量和经济总量的研究发现M2增长的趋势是稳定的,对通货膨胀的贡献也是可接受的。如果M2的增长在14%,而经济总量增长在8%,那么6%的广义货币增长大致推动物价水平上涨1.35%。当然如果M2增速是30%,那么物价上涨会超过3%。 邹至庄2010 邹至庄(2010) 王三兴和王永中发现央行的对冲操作可以抵消外汇占款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冲击,这个比例接近99%。 王三兴, 王永中, 2011, 资本渐进开放、外汇储备积累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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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08 2011

简评:蔡洪滨:扩内需难在何处?

蔡洪滨这篇评论的后半部分挺精彩,前半部分比较扯。有兴趣直接跳到后面去吧。 蔡洪滨:扩内需难在何处?  发布日期:2011/11/30 8:40:54 来源:[《财经》杂志 ]    浏览:[537]  评论:[0]        字体:大 中 小  增长驱动力的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一。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驱动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均衡发力,形成共同拉动经济的格局。 但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相对不足;而内需之中,投资过度强劲,内部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近年来世界经济动荡,出口增速下降,但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至50%,消费占比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赖投资拉动。 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不能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转变到依靠内部消费需求上,已经成为举国共识。 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也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内部消费需求转变,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层面,思路并不清晰。要找到实现转变的正确路径,首先要把握清楚消费不足的原因。 消费不足源于市场难开拓 对消费不足的原因,目前流行的主要看法包括: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而较低的收入就会只有较低的消费;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使得人们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强烈,而低收入者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却没有消费能力。 这三个因素看上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思考后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和内需不足的因果关系,即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实际上不是很清楚。即使认为这三个因素是导致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近期之内这些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 增加劳动收入当然会增加消费,但增加劳动收入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而这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虽然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立了明确的劳动收入增长目标,但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劳动收入由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劳动生产率由技能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决定。 这不是由政府通过简单行政命令的方法所能实现的。因此通过增加劳动收入增加消费的说法,其实因果不清,至少近期内于事无补。 另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但提高保障水平依赖于国家财力的提高,短期内建立一个全面的福利社会使得大部分人没有后顾之忧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老百姓依然有后顾之忧,也有医疗保险、养老等诸多的问题,也一样要为子女上大学存钱。 事实上没有多少国家能真正实现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我国现在人均GDP刚过4000美元,这样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到建立全面福利社会的时代,所以这样一个药方也无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消费不足的问题。 最后来看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当然是最重要的,也是社会上现在最关注的热点,但收入分配格局不是通过简单调整一点个人所得税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短期之内通过政府的一些税收和财政的补贴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也有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性。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需要相对的时间,也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问题,不可能成为解决内部需求不足的有效药方。 因此,以上关于内需不足的这几个观点,要么看似很有道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要么即使有道理,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有新的角度去思考,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找到一些近期可能有效的方法。 正题从这里开始。 我认为,内部消费不足,不简单是一个总量不足的问题,它更多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是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人们常说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是指实际实现的消费总额。但我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从几个角度就可以说明:比如就奢侈品消费而言,2010年底,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攀升107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在2012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再比如海外购物,海外购物不一定是说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些人在海外疯狂消费,在中国香港、美国、欧洲,去店里扫货的大部分是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此外,国内的收藏品市场现在也是异常的活跃。 人们一方面说我们消费不足,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流动性太多、钱太多,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所谓流动性多、所谓钱太多、所谓物价会被炒起来,其实就是说潜在的需求还是很多。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并不是说我们国内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而是相当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仍然只是潜在需求。 如果我们承认国内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被满足,为什么中国企业不去积极挖掘这个身边的巨大市场?从供需匹配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中国企业的行为和选择,思考造成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最大的出口国,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满足。并且,由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近两年来受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出口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本国企业挖掘本国市场的积极性却不高。很多中国的企业没有太多动力去开拓国内市场,而更有动力去开拓国外市场。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从国际贸易理论来理解中国企业出口的行为。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将出口其要素禀赋丰裕度较高的产品。中国劳动力禀赋较为丰富,相对而言,物资资本及人力资本水平丰裕度较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国外有学者做了详细的研究,把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做了划分之后却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数倍于中国现在收入水平的国家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出口真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就是说违反了基本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中国可能完成的是资本密集产品的劳动密集部分,比如iPhone的组装。 其次,现在有所谓的"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在同一产业内,因出口企业要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在海外市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能够成功出口的企业通常生产率水平较高。也就是说,"新新贸易理论"认为效率低的企业不出口,效率高的企业先占国内市场然后再出口。 但最近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跟这个理论正好相反。中国制造业部门数据分析显示,行业内参与出口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更低。比如每个工人的销售额,中国的出口企业是不出口企业的91%,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出口企业的效率比不出口企业的效率高好几十个百分点。 这点很有趣,如有文献引用就好了。 更奇怪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其主要市场在国外,基本不做国内市场。这与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大国的情况迥然不同。 具体来说,在美国的出口企业中,外销产量为总产量10%以下的企业占了66%,德国为50%,而中国的企业要不就不出口,要不就基本上全出口, 其中近40%的出口企业其出口比例超过90%。即使去掉加工贸易企业,还是会发现同样的规律。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直接与国际贸易实践及新新贸易理论相悖。 中国企业出口行为有悖于国际贸易理论,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实际与这些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反。这些理论往往假设开拓国际市场难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正好相反。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开拓本土市场可能难于开拓国际市场。 所以,虽然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很大,虽然这个潜在的市场就在身边,但中国企业面对开拓国内市场的高额成本和风险,只能望而兴叹,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开拓国内市场四大困难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讲,内贸比外贸更难做。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环境不够健全完善,市场一体化程度低于国际市场, 市场整合程度低,国内市场分割,同时市场营销渠道不畅,营销成本高。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国内大量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导致内需不足。具体而言,导致内贸难做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商业环境不完善,国内交易成本高。 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形成和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还不够理想。2010年世界银行用商业环境量表(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对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测量和排名,中国总体排在第79位,其中保护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排名在100名左右,在开始进行商业活动、营业许可等方面的排名甚至在150名之后。商业环境不够理想决定了中国企业内贸的艰难。 其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进入门槛高。 除了商业环境之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扩大内需的一大障碍。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应该说仍然非常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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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0 2011

转载:增值税

后面关于如何课税来提供福利的分析还是一贯的清晰简单。我就补充一点,增值税或者很多国家叫做消费税如何实现税收的转移支付效果,可以考虑对生活必需品,比如蔬菜、鲜果、粮食、牛奶免税,另外就是鼓励公民保税,低收入家庭可以退还一定基数的增值税,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的建立起一个覆盖广泛的税收体系,这个基本上就是加拿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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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05 2010

吴晓波: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_吴晓波_新浪博客. 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扰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对其有利。作为一种比较,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的观察,在这样的分歧里,也许埋着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它可能是光明的,也竟可能是灰色的。

Jun 14 2010

评论 《四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评论《四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经济学笔记上讲了四个关于劳动力市场博弈的例子,我觉得写得很好,比较客观全面,有理有据,原文可跳转后阅读。不过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随便写几点。 用机器代替工人,是不是会恶化劳动力市场。与原文不同,我的观点恰恰是相反地,我们所观察到的普遍的现象是富裕的经济,都会面对劳动力力价格昂贵,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被机器代替的工人,他们不会饿死街头,而是提供不能被机器生产的产品——服务。服务业的发展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恰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故事1并不能回击左派看法。 这个讨论基本没什么问题,这恰恰是工会与工厂谈判博弈最优的解。最近在看的一本初级宏观里面就有一个讨论,认为工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有不同的结果。我认为他的观点有道理,但我并不知道他对各国工会状况的描述是否恰当。 北欧国家有大工会,工会内外的劳动者都可以分享到劳资谈判的果实,也同样承担竞争力下降的风险,因此谈判的合同最为有效率。 北美国家,工会分散且相对较小,工会的影响只集中在少数行业,分散的工会谈判使得工会成员与非工会成员的待遇有较大差别,但因为工会影响较小,经济也比较有效率。 西欧国家的工会很强大,但是分散的进行谈判,工会只代表少数行业内的少数员工,工会成员与非工会成员的待遇有较大差别,劳动力市场僵化,经济活动最为缺乏效率。 资本会流动,工厂会跑路,但是大多数企业是跑不掉的,甚至我们希望他们适当的在地理上重新配置。 企业已有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能轻易抛弃。 中国具备的丰富劳动力,较完备的基础设施配套,系统的技能培训与教育体系,上下游产业的支持,较深厚的技术储备,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在世界工厂的竞争中仍处在有利的地位。 沿海制造业的"民工潮"式的就业模式,以及中国城乡二级隔离的户籍、社会服务体制,使得"技术移民"的生活成本会非常高,企业像中国内陆的转移,对缓解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巨大压力,对拉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有正面的支撑。 对劳动市场信息的公开,对劳动力合同的保障,是建设一个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企业在信息上的优势,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特权,会在薪酬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对工人劳动技能恰当的物质回报,对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与企业签订长期的劳务合同是有效的激励。我相信诸如效率工资之类的理论在中国也同样适用,对劳动力价值的认同是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前提,也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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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01 2010

世界工厂的危机

富士康事件在媒体销声匿迹了,仿佛一打鲜活的生命也不能给这个社会麻木苍白的脸孔上增加一丝血色。 War is peace, 战争就是和平, Freedom is slavery,自由就是奴役, Ignorance is strength. 无知就是力量。 Man is Machine, 人就是机器。 GFW is Information, 长城就是信息。 Martial law is Harmony. 压迫就是和谐。 韩寒说:“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这一环扣一环,唯一被遗忘的就是在流水线上12×6日夜颠倒的工作的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杯具的是,他们有理由被遗忘,也不得不被遗忘,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而且是基石缝隙中顽强挣扎的小强。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自由的劳动市场市场,劳动合同既然是劳资双方的互相选择,那么就应该是最优的均衡解。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为什么工人们不选择离去呢?富士康门前等待工作机会的青年人又该如何解释?富士康事件的核心,是应该批判贪婪的现代周扒皮——台湾首富郭台铭吗?以及和他一样的广大的民营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吗?这些问题其实不能轻易的回答,离开是工人的选择之一,但问题在于工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死亡是其中之一。对工人们何不另谋高就的质疑,几乎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如果工人没错,那就是企业家错了。富士康门前的长龙也似乎印证这样的推断,如果连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都已经是“不坏”的选择,可以想象其他的选择有多么的糟糕。诚然,中华大地上不乏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的生产者,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家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而他们的理想与追求,说到底,不过是“利润”二字,合法的经营行为,获利既是正当,而评价一个企业家是否优秀,也只看其能否盈利而已。廉洁、正直、忠诚、富有同情心的人,也许是慈善家,也许是好人,也许是忠犬,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家,这也就是官办或者国有企业常常悲剧的原因之一。 吴晓波说:“这三天在江苏浙江,与众多企业家交流富士康事,竟发现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情郭台铭,我说到修改《工会法》允许建立“独立工会”,绝大多数企业家闻之色变,以为期期不可以。今天又看到李嘉诚公开声援郭台铭。看来劳资双方在利益和观念上的立场对立已非常严重,接着就看政府和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了。” 吴晓波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记得一点点经济学原理的话,就会明白,生产者的收益分配依赖于资方和工人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劳动成本上升压缩的只是资方的资本收益,而劳动者并不会愚蠢的把成本提高到负利润的程度,那样双方都悲剧了。资本双方的矛盾只是对分赃问题的角度不同,根本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这也就是郭台铭为什么不断扩大投资,给工人提供比大学生还好的住宿、伙食、娱乐条件,其实工人好,他就更好。不由得,想起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说:“我给MBA或者EMBA学生上课,就要大谈如何实现行业垄断,如何获得垄断利润,他们最爱听;而给本科生或者研究生讲课的时候,就要仔细讲垄断的福利损失以及如何管制”,其实针对的也是看世界的角度的不同而已。 讲了这么多,原来劳资双方其实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的和谐社会啊。那么所有的辛苦就都是应该的,各种杯具也无法避免,大家还是洗洗睡,明天继续积极加班好了,或者睡不着就……啊~~啪! 讲了这么多现状的合理性,并不说明这个状态很健康,而是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各种扭曲已经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进入到了某种均衡的状态,任何改变的尝试反而会遭到旧体制抵制。张五常老先生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作为契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灵活的劳动合同对经济体活力的重要性,这方面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麻烦缠身的希腊。他的理论不无道理,却是只从生产的方面考虑问题,只想着如何产的更多,正和善于从生产中抽税的政府一般,并不考虑分配的问题。工会组织的利弊,讨论甚多,但我仍是相信,工人是有组织工会与雇主共分利润的权利与自由的。经济学中最简单的纳什谈判机制(Nash bargaining game)告诉我们,在谈判中占据优势的一方会获得大多数的租金,而劳动市场上的独买者更可获得垄断的租金,即所谓“剥削”。所以,我支持本田工人罢工,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除了辞职,和XX之外,我们还可以组织起来,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如果一个企业,在中国的劳动成本水平下都不能盈利,这个企业家还是去加入无产者的行列为妙。 富士康事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妨先看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清朝人一年收入够买一套房》,这个估计当然很片面,“大农村”的大清怎能和京沪穗深这样的宇宙中心相比呢?全国人民心驰神往的地方,不通过户口、暂住证制度监控起来,那怎么得了呢?这不又陷入想当然的误区了不是。 不妨问问中国人到底要什么?俗话说,:农妇、茅舍、有点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就是所谓幸福的生活了,但也是三座大山,压在奴隶们的肩头。“田”就是拼死拼活两千块钱,前面谈了,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和资本家死磕。“农妇”是个大问题,新生人口(0-4周岁)男女比例123:100(统计年鉴2009),男孩们从出生就开始激烈的竞争。而更为悲剧的是,他们发现,姑娘们都竞争上岗,争当影星,模特以及二X,没有“房子”,正眼都不搭你一眼。最后的核心问题就变成“怎么从茅舍直接大跃进到广厦千万间了”。《被房地产绑架的经济们》这篇文章里画了几个图,是住房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从这5个截至1990年的图来看,美国、法国、德国的投资比例都在25%左右,而英国是20%,日本仅为15%,而中国从1986-2009年之间,平均15%,而在近10年中是不足20%,我对数据的来源持怀疑态度,不过就目前所有的信息来看,好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供给不足,而“刚需”的问题反而只是次要的了。所谓的供给不足的几个原因,我想大概有: 政府是土地的独卖者,既然是垄断,那么经济学上垄断的一般结论,量少、价高,正是严丝合缝的套上来。政府囤积居奇,谋取暴利。 县级的竞争可以削弱这中垄断,但是中央、省的经济政策: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行政制约、户籍政策又加强了这种地区差别。 倒卖土地赚取的是租金,行政管制、卖方垄断,提供了寻租腐败的天然土壤。 税收与财政制度的落后,臃肿的官僚体系,人浮于事,专权、舞弊、渎职,土地就是他们的饭碗,寄生在社会之上。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事实上,是党和政府先富了起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布下天罗地网,把每一条活路都堵死,哪里还有什么选择呢? 麦当劳说:“更多选择,更多欢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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