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政府

Oct 03 2012

简单预测中国人口趋势:人口红利、老龄化、性别比和负增长

几个结论: 男女比例差没有官方数字那么夸张。 现在是男女比例最低的时期,找老婆的要抓紧。 人口红利的减少非常迅速。 中国人口距离负增长可能只有20年。 80后退休时,养老压力很大,要未雨绸缪。 从北大老校长马寅初提出《新人口理论》,到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再到建议计划生育和演变成强制一胎化,中国的人口结构上印刻下了深深的"政策"烙印。本文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以2000年10月为基准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10月为基准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简单的预测了未来半个世纪,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和年龄结构,供诸君笑谈。 我首先假设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相对准确和客观的,因为全国性人口普查的规模、范围和深度,利用的资源不是其他抽样调查可比拟的。鉴于人口普查的周期为10年,本文的预测周期也为10年。 在简单整理普查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数字和公布的年龄结构分表中总人口数字不一致。第二是,在计算十年跨度的生存率时,发现低于30岁人口的生存率多次出现高于100%的情况,而且女性高于男性,表明在普查对低龄青少年的估计有明显的漏报,且以女童的漏报更为严重。这一现象表明,官方数据的新生儿男女比例估计可能偏高,因为由于社会风俗原因,男孩上户口的比例高于女孩。 前提假设 "强制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50年不动摇。 新生儿(0~4岁)占育龄人口(20~49)的比例保持稳定。 这一比例从1976~1985的25%减少到1991~1995的17%,而从1996~2000年以来,基本稳定在11.3%的水平上,下降的趋势已经放缓。因此,我乐观的假设这个比例将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这个数字说明,自1976年以来,育龄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了55%。 社会风俗,婴幼儿的瞒报、漏报比例保持稳定。医疗水平没有革命性变化。 以10年为跨度,我计算了各年龄段人口的生存概率,理论上在五普中(0~4)年龄段刨去夭折的,都应该作为(10~14)年龄段出现在六普中,但实际上,数据显示六普的该年龄段人数超过五普8.6%,因此,肯定有对新生儿的瞒报和漏报,这一现象重复发生,直到超过30岁。女性的漏报比例超过男孩,表明因为户口制度和计划生育的存在,男孩更有可能被公开进入统计数据,这也说明高达120%的新生儿男女比例数据显著有偏。 10年生存率 总体 男性 女性 0-4岁 108.60% 106.96% 110.57% 5-9岁 110.80% 107.46% 114.66% 10-14岁 101.61% 97.96% 105.58% 15-19岁 98.04% 96.14% 100.05% 20-24岁 102.71% 103.30% 102.10% 25-29岁 100.36% 100.27% 100.46% 30-34岁 97.99% 97.32% 98.69% 35-39岁 96.75% 95.79% 97.76% 40-44岁 96.94% 9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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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7 2011

转载:到底是谁的储蓄过高引起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

到底是谁的储蓄过高引起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 Posted onApril 7, 2011by zuyeye| Leave a comment 根据定义,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平衡等于它的储蓄减去投资。国民储蓄有三个来源:企业,家庭和政府。给定投资,储蓄越高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越大。所以说中国的经常项目不平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总体储蓄率过高。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有很多关于中国储蓄的研究。 但目前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家庭和私营企业的储蓄。这些研究认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因为家庭和私营企业存款过高引起。这些部门高存款的原因有不同解释,比如金融部门的低效率或者企业和家庭防范风险性的储蓄。比较有名的一些研究可以看宋铮和他合作者在AER上的文章,康奈呢大学的Prasad和他合作者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圣路易斯联储文一最近的文章。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和IMF的童晖也有一篇实证文章比较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间储蓄率的问题。另外,魏尚进和他的合作者有文章用中国的性别不平衡解释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以及经常项目不平衡。 这些文章对理解中国的高储蓄率很有帮助,但是他们没有抓住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本质。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讨论过(链接,以及里面提到的其他文章),真正引起中国从2005以来飞速上涨的经常项目顺差的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储蓄过高的原因,而不是私营企业和家庭储蓄。中国的经常项目真正快速增长是从2005年开始 。 在上面图中,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从3.5%上升到10%,增加了6.5个百分点。而在这个时期中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率没什么增长,尽管这些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的储蓄率相比偏高。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黄毅(音译Huang, Yi)最近发给我他的一篇关于中国储蓄的文章(文章链接尽管有些文章结论和我的不一致,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尤其是出自一个博士学生之手。对于希望了解中国经济的人,建议一读)。文章中的一幅图非常有意思。 在图中我们看到,从2004年以来,中国的家庭和公司储蓄占GDP的比重没有明显上升。相反,公司储蓄占GDP的比例还略有下降。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12%,上涨了7个百分点。这和同期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上升的幅度基本完全吻合!在这些数据面前你再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家庭和企业储蓄造成的,我就真的无语了。 结束语:为什么我认为黄毅的文章很优秀?他的文章并没有用什么很复杂和花里胡哨的模型和工具。但做的是非常踏实的数据工作,这些数据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的帮助要远远高于一个什么花里胡哨的模型。 源文档 <http://zuyeye.wordpress.com/2011/04/07/%e5%88%b0%e5%ba%95%e6%98%af%e8%b0%81%e7%9a%84%e5%82%a8%e8%93%84%e8%bf%87%e9%ab%98%e5%bc%95%e8%b5%b7%e4%b8%ad%e5%9b%bd%e7%9a%84%e7%bb%8f%e5%b8%b8%e9%a1%b9%e7%9b%ae%e9%a1%ba%e5%b7%ae/>

Mar 21 2011

从通货膨胀谈开去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一月份、二月份的通货膨胀都是4.9%,稳稳当当,蜻蜓点水般没有跳上5%的红线,你说他无巧不成书,你信不信?反正我不是太相信,但是这玩意也没有什么备选的观测可选,姑且信之。 具体看看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具体的分科目成绩:食品上涨10%,房租上涨6.8%,算是个中亮点,其他的项目,一般工业品:服装、家电,通信,交通都涨幅不大,甚至有的还稳中有降。 这样的一个物价上涨的趋势,有人称之为结构性的上涨,因此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不需要担心。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如果我这个统计数据是科学有效的,那么这个说法不仅科学准确,而且需要认真的加以分析(请见下文,结构性通胀部分)。 我想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有一位同学是优等生,但是只有语文和政治次次得高分,而其他项目稳定在及格线……你说他是结构性的好学生……好吧,这个例子太糟糕了。我实际想问的是,这个统计数字有没有和直觉矛盾的地方。鉴于我们统计系同学毕业,似乎没听说有人去了统计局工作,我觉得这个事还是有点严重的(欢迎统计界的大牛们批评指正)。我更具体的,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样的统计数据和居民的切身感受是否一致?可能有些部分一致,有些部分差异比较大,不如服装价格没有变化,很多女孩子就不同意的,现在的衣服真是买不起啊!!! 第二,到底是那个部分对价格变化贡献最大?食品价格高企的时候,很多记者兢兢业业,从田间地头一直跟踪到都市的菜市场,研究食品的高价格到底是从何而来,发现物流、零售环节的加价最多,而农民销售的价格甚至没有什么涨幅。但是物流环节也不是全部都是黑心商人,从几千公里外把这些瓜果梨桃、蔬菜大葱运到城市,中间的关卡林立,燃油价高,再加上日久难保新鲜,腐败折损难免,千里走单骑,也难保次次没有亏空……而当天子一怒,设绿色通途于道,则价格顿时锐降,可知,菜价是因何而高。 以上两点表明,物价的上涨压力,来自于生产环节的比较有限,而物流零售环节的贡献比较大。而物流+零售几乎会影响所有的消费品价格,没有任何直接的理由证明,其他产品不受此影响。而居民的切身体会也是,餐饮、服装、家政等行业的价格也是在上涨的,不是小涨,是大涨。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统计局的数据,似乎只有食品价格的统计靠谱……悲乎哉,中国经济研究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下面,说说为啥物价在上涨,而且是真实的的上涨。 人力价格 劳动力成本也就是工资的上涨,其实是好事,说明资本充裕了,劳动力稀缺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这部分是所谓的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前是人跟随企业走,沿海有政策,有企业,劳动力大军跟着政策、跟着企业往沿海走。现在沿海人民富裕起来了,他们不打算解决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外乡兄弟们的居民身份,不想让他们的子女在海滨落户,上学,于是,拖家带口的劳动力大军就回家了。所谓的民工荒,似乎不完全是工资的问题,这其实和房价问题很类似,是户籍问题,是居住权、社会福利的问题。工人回家了,大多数的企业却不能搬到沿海且更便宜的越南去,因为那里没有这么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产业工人队伍,没有上下游的企业配套,没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没有靠近巨大的市场,也没有成熟的金融、物流中心。企业只能跟着劳动力到内陆去,到江边上去,到铁道线上去,到中原大地去,到巴山蜀水之间去。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步,这不是政府计划出来的,反而是政府逼出来。 物流价格 企业离开了沙滩,就像当年的早期海洋生物离开了海水,爬上沿海湿地一样,他们需要之前并不看重的基础设施——脚:低价的网络化、跨区域物流。原材料要运进来,产品要卖出去,没有脚,寸步难行。从这个角度上说,刘志军同学似乎看到了未来,不过高铁似乎不是最好的答案,不过货运专线的卖相比和谐号可差多了。 除了铁路,公路交通也会成为瓶颈。高速公路不仅规划落后——这年头还天天搞京字头高速,还嫌华北第一大毒瘤不够堵啊——这也难怪,要政治正确,条条大道都要通罗马,谁管罗马限制进京车辆,高速公路从直隶一直堵到蒙古包前面还拐弯呢?最大的威胁在于条条设卡与皂隶盘剥。公路是用财政资金以及银行贷款修的,买车人每年还要按时交纳养路费,但是,作为下金蛋的鹅的高速公路,收费容易,停止难。跨省、过县,都难免要上交一笔养路前,收费站里的小妹一个比一个乖巧,正所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收起过路费,人人笑开怀。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孕育的结晶是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挂军车牌照,中策是超载,下策是冲关。军车牌照可能会让你实现三百万元的欠款,并面临终身监禁。冲关使得收费站不仅有甜美的姑娘,还有黑衣的武装护卫,高清的摄像头。相比较而言超载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面对超载,人民政权也祭出他们最爱的办法:罚款。这样的局面其实是囚徒困境最糟糕的局面,交了路费就要亏本,所以要超载;超载就要被罚款,甚至没超载,说你超载你就超载,总之就是要罚款,于是要多多超载;超载多了,路面破损,要更多的收过路费,子子孙孙不停息……靠罚款解决超载,只是解决了基层公安的奖金问题,解决不了超载,反而超载少了都交不起罚款。 零售价格,服务业价格 城市终端成本上涨上,我个人认为,除掉上面人力成本上涨,物流价格的因素外,土地价格应该也贡献不少。无论你做什么生意,开饭店,卖服装,经营个咖啡厅,租金成本所占比例非小,物业成本快速上涨,对终端服务业价格的推动最为直接。而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度是最大的,这也是房价为什么阻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都是实体经济中的问题,和货币因素无关,货币政策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下回再说。

Dec 01 2010

饭后闲聊

昨晚和朋友一起吃了个饭,饭后谈兴不减,继续喝茶侃山,午夜冒雨而归。写几点聊天心得。 经济学不是经济增长的学科,经济增长也不是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更不是经济行为的目的。 经济学考虑的是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如何最优的配置资源,因此,目标是结果,配置资源是手段,而增长只是过程而已。 目标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每个人的幸福生活,追求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构建最强大的政府,给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西方经济学潜在的假设是最大化每个个体的幸福(效用)或者是追求社会最优,所以一国如果的特色在于追求最强大的政府或者追求政府官员利益最大化,那么西方经济学是不可能适用的,这个需要研读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明史》。 在没有外部性的条件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对配置资源是最为有效的;当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需要清晰的界定产权,并提供有效的谈判机制或者寻求政府的管制、干预。 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时候就像CEO和股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可以从运转良好的企业里获得收益,但是,当管理层拿的多了,股民分的就少了,董事会也可能是傀儡,和管理层沆瀣一气。而更危险的是要小心管理层造假账,私吞公司的财产,这样的经理们通常是拒绝股东查账的。如果有时候管理层说没有我就没有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也就不是股民的了,我们叫他股民资产流失。 在现代经济体中,政府的功能必须清晰的界定,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例,社会保障、国防、失业救济保险、医疗、医疗保险的支出超过总支出的70%。教育的支出看似很少,其实美国的教育支出主要是州以及地方财政承担的。这些支出的目的都非常明确,提供公共品,调整收入差异,提供基本社会福利保障。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最差的…… 尽管兲朝有全世界最强大、庞大的政府,但天朝又是世界上排名中下游的发展中国家,在收费全面和国际接轨的同时,追求一点点社会公共服务好像又很困难。提供转移支付、福利、医疗、教育和修路、拆迁、招商引资来讲,寻租、腐败的空间都要小的多(其实也不一定,大迁移里面中央的5000万补偿款到移民手中的也就50万,剩下的都变成了县政府的办公楼),发展是硬道理这句小平同志的话,被滥用了。而为什么发展反倒是没人提了…… 兲朝人民有时候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认为政府官僚低能、低效,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免费的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解决各种有关无关的问题,或者是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心态也许和千年的帝制权威崇拜有关,也可能和计划经济的流毒有关。 政府的一次有一次所谓的宏观调控,只是用一个错误来弥补另一个错误而已,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既不能问,也许连想想也不行,这是思想罪。他可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辩证的看,墙外的也是局域网,哈),他可以封禁我们的博客,5毛化互联网舆论,黑白化这个五彩的世界。其实没关系,人在做,天在看,我们继续围观。 这世界没有救世主,幸福的生活只能靠自己。一切都可以是工具、手段、过程,目的只有一个,我想好好活着。

Sep 29 2010

黄益平:中国错误总结了日本的经济教训

讲的还是不错的,起码日本经验那部分值得看一下。不过他货币主义的倾向比较重,至少农产品价格上涨,我不完全认为是货币数量论在起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不过他对政府的政策困境看得还是比较清楚,至少说中了房地产泡沫的关键是利率、利率、利率。抑制需求、行政调控的作用都是水中捞月。 视频地址:http://money.163.com/special/zfhuangy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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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05 2010

吴晓波: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_吴晓波_新浪博客. 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扰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对其有利。作为一种比较,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的观察,在这样的分歧里,也许埋着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它可能是光明的,也竟可能是灰色的。

Jun 25 2010

一个关于财富转移的逻辑

最近看了两篇文章,分别是郭凯的《通胀来临?》以及光华的客座金融教授 Michael Pettis 的《China: where's the inflation?》,两个疑问句结尾表明了他们的态度,那就是高通胀时代未必会到来。他们都提到了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作用。 所谓金融压抑,指的是中国现有的一个扭曲的金融银行体系,低利率使得储户的收益很低,而政府、企业因为贷款利率也较低,有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借款人的补贴。因此,能获得贷款的人就在资源分配中占有了优势。央行实际上是人民币发行者,也是最大的债务人,因为为了回收流通中的人民币,央行像商业银行大量发行央票,而低利率保证了央行进行这种操作的低成本。 我想,那么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发生了以下这一系列财富的转移。 低估人民币拉动外需,实际上是补贴了外国的进口商以及消费者(较强的外汇购买力)。 强制结汇,以及出口退税,补贴了本国的出口商(出口订单变得有利可图),收结的外汇账款有较高的购买力,也就有合理的利润空间。 工人收到工资,存入银行。由于较低的利率,使得工人实际上在补贴借款人。 强制结汇发放的人民币使得经济中有通胀压力,央行通过像商业银行发行央票回收货币,支付利息,央行有维持低利率水平的需要。为了控制货币乘数抑制通货膨胀,央行也大幅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制定了贷款配额。从而把大量货币冻结在了央行里。 银行贷款成为紧俏商品,只有特权阶层才能够获得,比如政策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集中向小的几个领域,带来产能过剩与资产泡沫。 储蓄的低收益与资产价格的高增长,使得一般劳动者的财富状况恶化,消费低靡,需求不足。 资产泡沫本身,支撑着金融机构的负债表,消耗着剩余的产能。资产泡沫的破灭,可能会带来部分家庭财富缩水,银行坏账率增加,产能过剩加剧。 人民币升值,并伴随央行适度升息的紧缩政策,也许有助于抑制产能的继续增加,逐步回复利率的价格作用,终结资产泡沫并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经济硬着陆可能无法避免。 因此,我认为《通胀来临?》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解决问题需要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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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01 2010

世界工厂的危机

富士康事件在媒体销声匿迹了,仿佛一打鲜活的生命也不能给这个社会麻木苍白的脸孔上增加一丝血色。 War is peace, 战争就是和平, Freedom is slavery,自由就是奴役, Ignorance is strength. 无知就是力量。 Man is Machine, 人就是机器。 GFW is Information, 长城就是信息。 Martial law is Harmony. 压迫就是和谐。 韩寒说:“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这一环扣一环,唯一被遗忘的就是在流水线上12×6日夜颠倒的工作的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杯具的是,他们有理由被遗忘,也不得不被遗忘,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而且是基石缝隙中顽强挣扎的小强。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自由的劳动市场市场,劳动合同既然是劳资双方的互相选择,那么就应该是最优的均衡解。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为什么工人们不选择离去呢?富士康门前等待工作机会的青年人又该如何解释?富士康事件的核心,是应该批判贪婪的现代周扒皮——台湾首富郭台铭吗?以及和他一样的广大的民营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吗?这些问题其实不能轻易的回答,离开是工人的选择之一,但问题在于工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死亡是其中之一。对工人们何不另谋高就的质疑,几乎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如果工人没错,那就是企业家错了。富士康门前的长龙也似乎印证这样的推断,如果连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都已经是“不坏”的选择,可以想象其他的选择有多么的糟糕。诚然,中华大地上不乏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的生产者,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家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而他们的理想与追求,说到底,不过是“利润”二字,合法的经营行为,获利既是正当,而评价一个企业家是否优秀,也只看其能否盈利而已。廉洁、正直、忠诚、富有同情心的人,也许是慈善家,也许是好人,也许是忠犬,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家,这也就是官办或者国有企业常常悲剧的原因之一。 吴晓波说:“这三天在江苏浙江,与众多企业家交流富士康事,竟发现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情郭台铭,我说到修改《工会法》允许建立“独立工会”,绝大多数企业家闻之色变,以为期期不可以。今天又看到李嘉诚公开声援郭台铭。看来劳资双方在利益和观念上的立场对立已非常严重,接着就看政府和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了。” 吴晓波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记得一点点经济学原理的话,就会明白,生产者的收益分配依赖于资方和工人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劳动成本上升压缩的只是资方的资本收益,而劳动者并不会愚蠢的把成本提高到负利润的程度,那样双方都悲剧了。资本双方的矛盾只是对分赃问题的角度不同,根本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这也就是郭台铭为什么不断扩大投资,给工人提供比大学生还好的住宿、伙食、娱乐条件,其实工人好,他就更好。不由得,想起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说:“我给MBA或者EMBA学生上课,就要大谈如何实现行业垄断,如何获得垄断利润,他们最爱听;而给本科生或者研究生讲课的时候,就要仔细讲垄断的福利损失以及如何管制”,其实针对的也是看世界的角度的不同而已。 讲了这么多,原来劳资双方其实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的和谐社会啊。那么所有的辛苦就都是应该的,各种杯具也无法避免,大家还是洗洗睡,明天继续积极加班好了,或者睡不着就……啊~~啪! 讲了这么多现状的合理性,并不说明这个状态很健康,而是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各种扭曲已经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进入到了某种均衡的状态,任何改变的尝试反而会遭到旧体制抵制。张五常老先生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作为契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灵活的劳动合同对经济体活力的重要性,这方面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麻烦缠身的希腊。他的理论不无道理,却是只从生产的方面考虑问题,只想着如何产的更多,正和善于从生产中抽税的政府一般,并不考虑分配的问题。工会组织的利弊,讨论甚多,但我仍是相信,工人是有组织工会与雇主共分利润的权利与自由的。经济学中最简单的纳什谈判机制(Nash bargaining game)告诉我们,在谈判中占据优势的一方会获得大多数的租金,而劳动市场上的独买者更可获得垄断的租金,即所谓“剥削”。所以,我支持本田工人罢工,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除了辞职,和XX之外,我们还可以组织起来,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如果一个企业,在中国的劳动成本水平下都不能盈利,这个企业家还是去加入无产者的行列为妙。 富士康事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妨先看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清朝人一年收入够买一套房》,这个估计当然很片面,“大农村”的大清怎能和京沪穗深这样的宇宙中心相比呢?全国人民心驰神往的地方,不通过户口、暂住证制度监控起来,那怎么得了呢?这不又陷入想当然的误区了不是。 不妨问问中国人到底要什么?俗话说,:农妇、茅舍、有点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就是所谓幸福的生活了,但也是三座大山,压在奴隶们的肩头。“田”就是拼死拼活两千块钱,前面谈了,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和资本家死磕。“农妇”是个大问题,新生人口(0-4周岁)男女比例123:100(统计年鉴2009),男孩们从出生就开始激烈的竞争。而更为悲剧的是,他们发现,姑娘们都竞争上岗,争当影星,模特以及二X,没有“房子”,正眼都不搭你一眼。最后的核心问题就变成“怎么从茅舍直接大跃进到广厦千万间了”。《被房地产绑架的经济们》这篇文章里画了几个图,是住房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从这5个截至1990年的图来看,美国、法国、德国的投资比例都在25%左右,而英国是20%,日本仅为15%,而中国从1986-2009年之间,平均15%,而在近10年中是不足20%,我对数据的来源持怀疑态度,不过就目前所有的信息来看,好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供给不足,而“刚需”的问题反而只是次要的了。所谓的供给不足的几个原因,我想大概有: 政府是土地的独卖者,既然是垄断,那么经济学上垄断的一般结论,量少、价高,正是严丝合缝的套上来。政府囤积居奇,谋取暴利。 县级的竞争可以削弱这中垄断,但是中央、省的经济政策: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行政制约、户籍政策又加强了这种地区差别。 倒卖土地赚取的是租金,行政管制、卖方垄断,提供了寻租腐败的天然土壤。 税收与财政制度的落后,臃肿的官僚体系,人浮于事,专权、舞弊、渎职,土地就是他们的饭碗,寄生在社会之上。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事实上,是党和政府先富了起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布下天罗地网,把每一条活路都堵死,哪里还有什么选择呢? 麦当劳说:“更多选择,更多欢笑。”深以为然。

Feb 15 2010

中国经济面临的双危机挑战

古典经济危机的本质与其新的孕育的土壤 古典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结构上的不匹配。 传统的理论,生产的两要素是资本与劳动,由于资本的流动性更大,更为集中,资本家在谈判中往往把握了信息与资源的优势,可以压低工人工资(因为有失业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替代品),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相对于工人获得的工资报酬,资本可以攫取高额的收益。 资本自我增殖意愿(再投资)远远大于消费的意愿,而社会中的人才是消费的主体,这种财富分配的扭曲(资本收益高,工资收入低),使得经济体中出现生产太多,而消费太少的“过剩”,从而出现经济危机。因此,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其实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已经部分实现了),而是寻求使得生产与消费相适应的分配机制。 发达国家是如何实现生产与分配与消费相适应,甚至消费超越生产,成为经济的拉动因素的呢?郎咸平所谓的“藏富于民”的策略,但他没有提出合理可行的解释。我猜想,大概经过了以下的过程: 劳动收入的稳步提高:工业化的完成,就业的饱和,工会的建立,劳动者技能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 劳动力的跨行业转移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期重要的发展基石(想像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力的巨大飞越)。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尚未完成这一转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很低的薪酬要求,使得刚刚进入工厂的“无技术工人”对薪酬的要求没有谈判能力。低工资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或者说是劳动回报与资本回报的差别很大)。 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这个环节。 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部分完成,大多数的劳动力完成了从离开农业生产,成为产业工人或城市居民的转变。而因为农民的减少,农业生产的收入也的到了提高(参见林毅夫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产业工人作为一个团体,他们的机会成本是返回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民收入提高,使得变为工人的机会成本的上升,使得产业工人可以要求更高的报酬。 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及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浪潮,也指导产业工人组织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中国,反而工会成为摆设。 经济发展从实现工业化到技术创新的转变,使得技术工人的收入稳步提高,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获得承认,劳动力除了获得工资报酬外,还可以作为人力资本获得相应的资本回报。 消费的意愿得到解放: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 收入提高,但是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劳动者还是有很高的储蓄意愿,并不能将收入的增加转为消费。 社会基本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得工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减少了对未来的担忧,允许工人把基本消费之外的收入,转为更高阶的消费。 金融工具对消费能力的神奇推动:信用制度的建立,信贷拉动消费。 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之间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当解决了日常基本消费之后,对于社会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一次性的消费耐用品仍然是比较有困难,比如买房子、购买汽车,甚至购买一部昂贵的手机。 社会信用的建立,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客户,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金融工具的介入,解放了消费者短期的信用约束,将劳动者未来的收入现金流转为了今天的消费能力。 贷款消费,成为拉动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发动机。当然,这种透支未来的消费,短期内制造出一个需求旺盛的繁荣,也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1929年大萧条,2007-09次贷危机)。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资本市场的发展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资本收入并不被少数人所独有。 由于股票市场的存在,不考虑前面所说的人力资本收益,劳动者的收入除去消费的剩余,还可以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资本,投资并按照“资本”这一生产要素而获得资本利得,这就是股份分红。通过判断企业的发展前景,对资产定价进行投资,还可以通过股份的交易获得投资收益。 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投资与股票市场联系在一起,作为股东,分享企业获得的利润。在适当的管制(不一定是政府)之下,上市企业并不是少数大股东的企业,而是为所有股东所共有的企业,这难道不是部分的事实上的“共产主义”么? 长期看,不分红的企业不是好企业,上升期的高科技企业除外。 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基于这样的一种生产力水平之上,这样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以及消费能力的解放,使得服务业的需求增加,产业工人离开生产企业,进入服务业,以满足这样的需求,食品、服装、医疗、法律、教育、金融、艺术、媒体等等行业才会蓬勃发展起来。 所以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实是一句空话,没有分配制度的支撑、消费能力的解放,第三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中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经济增长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低估人民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国内消费长期萎靡,投资过剩,生产过剩,资产泡沫。整个中国经济弥漫着盲目乐观与末世疯狂的气息。中国经济同时存在这古典经济危机(生产危机)与金融危机(信贷金融危机)两种风险。中国政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犯了以下七个错误: 在以GDP为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GDP增长保8的口号表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在错误的经济路线上越走越远了。以GDP增长作为衡量经济政策的指标,使得地方政府对生产投资格外的有热情,这似乎和中国的按照生产增值收税的税收制度也有关系,多生产可以多收税,而政府对消费环节的监控则相对薄弱,有利于本国消费的产业得不到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一体系下,出口拉动型经济短期内对制造业的拉动,使得国内一派繁华景象,绑定美元的汇率政策只有非常正确的评价,哪容其他声音的存在。 房地产泡沫,固定资产投资,都是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因素,调控的呼声大,雨点小。 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消费通货膨胀、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平衡,中国政府面对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就业,拉动消费,而不是GDP增长。出口拉动可以红火一时,但却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没有及时调整汇率政策。 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快速、迅猛的出口增长,让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中国制造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投资涌入出口行业,解决的大量的就业。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是否升值这一问题上停留太久,长期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扭曲了出口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价格,而大量已有的投资也使得政府更加难以做出升值的选择。 人民币升值来的太晚,升得太慢。 金融体系改革,步履蹒跚。 虽然进行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让外国投资者赚得钵满盆满,但是,银行体系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虽然中小型金融机构,民营银行有所发展,但是政府行政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仍然十分严重。银行对地产业、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信贷偏好让然存在。国企经过改革,预算软约束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享有信贷特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对银行信贷的控制十分薄弱,缺乏弹性,80年代著名的“一放就热,一收就死”的现象仍然存在。 货币政策独立性得不到保障,政策缺乏连贯性与弹性。 央行不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除了抑制通胀外,没有提出自身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到底是通过管理政策利率,还是管理货币供给。 由于政府坚持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央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强制结汇的外汇管理机制,使得央行不得不增发本币,外汇占款成为央行货币投放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从流通环节回收人民币,抑制资产泡沫,因此,2007年,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9次,以降低货币乘数。 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具有迟滞性,当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资产市场产生效果之时,美国金融市场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配合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央行短时间内彻底转变了货币政策,放松信贷,由于银行体系的问题,使得贷款的流向十分有限,资产泡沫扶摇直上,一发不可收拾。并且,人民币升值停止。 经济刺激政策方向堪忧。 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减税,停止人民币升值,都是为了维护出口行业过剩的产能,但是当外部需求崩溃后,这样的政策收效甚微。 为了吸收钢材、建筑行业的产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密集上马的局面,全国出现了高速铁路与城市地铁的“大跃进”,地方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虽然短时间内带动了投资,解决了就业,但是让地方财政不得不在“土地财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样的刺激政策,完全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状况,反而加剧了经济体内消费水平与生产之间的不均衡。只能是用短时的繁荣自欺欺人尔。 信用体制仍然脆弱。 商业社会,信用为本。信用体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为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鼓励个人信贷消费,而信用本身又是公共品,由政府提供的效率最高。但是在中国,政府很忙,呵呵。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进展缓慢,问题重重。 利益太多,效率太低,进展缓慢。  

Jun 24 2009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几天阳光过度强烈,热浪袭人,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看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剧,感觉还挺不错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代表了当时追求自由,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主义情怀。按照李敖的话说,“很会宣传”。自老毛当政以来,从“北上抗日”,西安事变,“三国演义”的抗日战争,到重庆会谈以及一系列的人民运动,我党作为反对党有着异常精彩的表现。可惜,执政后的我党并没有成功完成从反对党到执政党,到人民民主政治的转变,不得不说非常遗憾。现今的独裁国家帝国主义,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本剧恰恰截取了我党最为光辉的一段历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得不说制作人的高明之处,远远超过只会瞎吆喝的真理部。   我其实挺喜欢剧中瞿霞与杨立青的那段感情,这种青春且热血的感情也许只有戏剧中才会出现,呵呵。不过结尾之处,我其实一直挺担心这群人后来的境遇的,不知道能不能活过反右,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童话在“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生活”就应该结束,后面的故事,读者并不关心。   我党绿霸英明神武,G服务全线访问不能——到发稿时,服务回复正常。   其实前两天有几亿人观赏的新闻联播抨击谷歌传播淫秽内容时,我就想写上两笔了,后来谷歌被迫整改,再后来听说Gmail邮件服务要被封禁,都以为是传闻而已,直到今天傍晚,除被阉割过的g.cn尚可访问外,其他google.com服务都突然被我切断(有技术讨论认为是测试新的DNS过滤),后发现其他语言的谷歌服务部分可访问,比如google.ca的搜索,再后来,公网的https Gmail服务可访问。   对于每年四千万人民币采购的绿霸软件,且不说它涉嫌抄袭国外相似的软件,这种行政强制安装并进行垄断经营的办法,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根本就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有过一个貌似精妙的回答,他反问质疑绿霸的记者,“请问你有孩子么?”我不知道,有孩子的秦大叔,年轻的时候对性好奇过么……   党妈妈领导的人民政府善于告诉我们那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但很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而且臃肿的官僚体制还在执行几十年前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方法,对新问题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喊打喊杀,上纲上线,这和基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结构并不相符。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采用的思想方法如同大禹治水,可疏而不可堵。我记得弗里德曼曾说,性服务者与贩运吸食毒品都可以纳入合法的框架进行管理,就像著名的阿姆斯特丹一样。   对于我国政府中的内容管理部门,与其花四千人民币买一个抄袭的软件,不如先把内容分级搞出来。今天去看电影《变形金刚》其中不乏隐晦的涉及性的暗示、语言、行为,略带暴力的爆炸、枪战、搏斗,我不知道这对一同观影的小朋友有什么正面影响,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组织未成年人去看《南京、南京》这样有大量不适宜全年龄段观众的影片。   另一方面,“淫秽”一词被过度的滥用。其实,性本身不应该被妖魔化,提供与性相关的词汇联想就被称作传播不良内容,不少词汇《现代汉语辞典》上就有,《红楼梦》上写的还更直白,难道这都是传播淫秽内容?另外,禁止搜索引擎提供对应的搜索结果,是不是侵犯了成年人访问相应内容的权利?性本身并不是恶,它和吃饭睡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人正常的本能与欲望而已,正确的认识对待是避免青年人犯错误的唯一办法。   夜正长,路也正长,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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